高亦吾：周恩来总理终生难忘的恩师

[ 录入者:admin | 时间:2009-03-18 09:10:52 | 作者: | 来源: | 浏览:137次 ]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亦吾：周恩来总理终生难忘的恩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者：刘书龙

　　在周恩来总理为数众多的授业恩师中，山东籍的高亦吾先生是鲜为人知的一位，但他的学识品格、进步思想及爱国热情却曾对少年时代的周恩来产生过重要的影响。
　　进步青年，反清斗士
　　高亦吾，原名高守铭，字盘之，号亦吾，１８８１年出生于章丘县西关（今章丘绣惠镇），自幼天资聪颖、好学深思，１２岁即读完“四书五经”，才识闻名乡里，被当地人誉为“神童”。
　　少年时代的高亦吾先后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入侵、清政府腐败无能的诸多事件，使高亦吾倍感耻辱与愤怒，并产生了强烈的反清救国思想。
　　１９０７年，高亦吾考入位于济南的山东高等学堂（即现在的山东大学），习史地科。高亦吾在高等学堂期间的学习成绩十分突出，颇受那些翰林出身的老师们的赏识。在此期间，他还受到进步教师蔡少瑜的影响，并与当时有“泺源四友”之称的吴次风、孙念希等人先后组织成立了“乐群学会”和“玫瑰花诗社”两个进步文艺团体，赋诗作文，抨击时弊。后来，高亦吾还秘密地加入了同盟会，发起并领导了轰动省城济南的高等学堂反清政府、反校政的学生运动。运动发生后，山东巡抚急派兵入校搜捕“闹事者”，幸亏当时的学堂总办陈思焘等人冒险掩护，高亦吾等人才免于被捕。数日后，清政府再次密令通缉高等学堂的“闹事者”，高亦吾亦在被通缉者之列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高亦吾义愤填膺，奋笔疾书，写下《伊奴出关》一文，号召民众积极投身于反清救国的斗争之中。后来，为了避免给家人带来不测，躲过搜捕的高亦吾被迫离开家乡，到远居东北奉天（今沈阳）的族兄高敬之处避祸谋生。
　　任教奉天，为人师表
　　１９１０年，高亦吾辗转到了沈阳，在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小学校谋得一教职，负责教授历史、地理。１９１１年，１３岁的周恩来随三伯父来到沈阳，进入该校读书。就这样，高亦吾成了少年周恩来的老师。
　　高亦吾是一位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，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任教期间，他经常借授课之机宣讲救国救民的真理、革命志士的爱国事迹，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。有一次，高先生在讲到黄花岗７２烈士壮烈殉国的英勇事迹时，悲愤交加，乃至于扼腕切齿、泣不成声，使少年周恩来及他的同学们听后都义愤填膺、热泪盈眶。
　　由于勤奋好学，周恩来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上学期间的各科成绩均名列优等，高亦吾先生对这位来自江南小城的少年非常赏识。当时周恩来的伯母仍家居天津，伯父经常酬酢于外，因此许多时候少年周恩来都是独居奉天寓所。高亦吾先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，多次邀请少年周恩来住到自己家中，在生活上给少年周恩来以父亲般的关怀和照顾，言传身教，高亦吾的爱国主义和进步革命思想渐渐影响了少年周恩来。高亦吾还经常把自己所收藏的进步书报介绍给少年周恩来。有一次，高先生把“革命军中的马前卒”邹容写的《革命军》一书赠给恩来，并指出该书是作者１９岁时写的一部宣传革命的好书。少年周恩来读后深为邹容的革命精神所鼓舞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更加坚定。
　　高亦吾不但精通经史，而且善写文章，对周恩来的国文成绩也十分关注。每次作文以后，总是把周恩来经国文教员批阅后的文章仔细检查，并在警句、佳段右旁画上红圈，欠妥的地方或修改或批注。
　　１９１３年夏，少年周恩来从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毕业了，要随伯父南迁天津，投考天津的南开学校。在离开沈阳的前夜，周恩来与高亦吾同屋而宿。睡前，高先生问周恩来：“孟子曰‘君子有三乐’你可知晓？”周恩来回答说：“‘父母俱在，兄弟无故’，此其一乐；‘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愧于地’，此其二乐；‘得天下英才而育之’，此其三乐也。”高先生听后满意地说：“有你这样一位英才弟子，吾愿足矣。”
　　次年，由于军阀战乱不止、政局动荡，高先生也被迫离开了东关模范小学。此后，高先生辗转到了北京，在京兆尹公署任一等科员。１９１９年，“五四”运动爆发前夕，周恩来提前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，回到母校南开，组织觉悟社，创办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》，领导天津的学生运动。此间，周恩来曾两次赴京探望自己的老师高亦吾。在周恩来第二次赴京见到高亦吾时，高先生密嘱恩来：“你在天津办的‘觉悟社’已轰动京城，当局声言要严令取缔‘觉悟社’，并逮捕所有成员，你务要当心。”此后不久，周恩来不幸在天津被捕入狱，“觉悟社”也被严令停办。高先生闻讯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，在北京多方奔走，设法营救周恩来，并最终促使周恩来获释出狱。出狱后，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，周恩来先是到法国勤工俭学，然后又辗转广州、上海、南昌等地参加革命活动，后来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。从此，与高先生再也无缘晤面。
　　终老山东，亮节高风
　　１９２８年，北伐军攻占北京，高亦吾返回了阔别多年的故乡。这年秋天，由于土匪张鸣九为祸章丘，高亦吾不得已即偕家眷去了青岛，在工业局谋得一个职位。１９３０年前后，经朋友推荐，高亦吾回到济南，在省建设厅任一等科员。
　　１９３８年，日军攻占章丘县城。不久，国民党地方军阀翟毓蔚部收复章丘县城，并组建了政权。县长马德夫邀高亦吾出面办学堂，高先生力辞不就，而是去了县城西关义务教私塾。这年８月，由于日寇重返章丘，高亦吾举家避居济南，在小布政司街家馆任教，生活相当艰难。１９３９年，正当高先生一家生活日益陷于困境之时，有一政界要人看重他的品学，荐他去胶东某市任社会局长，并言明这是一个肥缺。不想却被高先生断然拒绝：“做官发财，榨取民脂民膏，高某不为。况且眼下国难当头，民不聊生，替日本鬼子做事，如为虎作伥，实在愧为堂堂中华之国民。”荐者听罢，顿感羞赧汗颜，并对高先生说：“久闻先生高风亮节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　　１９４１年春节刚过，高亦吾先生突然患头疼病，无法再教学了，便举家返回章丘故里。此后，高先生四处求医，但其头疼之症非但不见好转，反而愈来愈重。高先生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，便常与妻小叙谈自己漂泊曲折的一生，且一次次回忆起他与周恩来的师生情谊。此后，高先生的病情更加危重。３月３日，在弥留之际，高先生仍念念不忘：“我得英才周恩来而育之，是我毕生之大乐；临终不见周恩来是我一生之大憾！”说完这句话，高先生便双目紧闭、带着不能与爱徒再见一面的遗憾与世长辞了。
　　师恩如山，终生难忘
　　其实，高亦吾与周恩来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不仅使高先生们终生难忘，而且也令周恩来时刻记起。在北京与高先生别后，周恩来曾几次对他人提起自己的恩师高亦吾。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，周恩来到西安调停“西安事变”期间，在机场见到了当年沈阳东关模范小学的同学陆广绩（时任张学良机要秘书），他向陆广绩问及的第一件事就是高亦吾先生的行止起居情况，并对陆广绩说：“高老师为人正直，爱国，有学识，关心学生。我对高先生的印象最深，受他影响最大，至今思念尤甚。一想起他那魁梧的身影和爽朗的笑声，就如见到他一样。”在延安时期，曾有一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：“周恩来阁下，以您的家庭出身情况是如何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？”周恩来回答：“我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，得山东高亦吾先生的教诲与鼓励，这对我是个很大的促进。可以这么说，没有高亦吾先生的栽培就没有我的今天……”
　　解放后，位居国家总理之位的周恩来仍念念不忘自己的恩师高亦吾，当与高先生家人取得联系后，他多次尽己所能地给高先生的家人以照顾。１９４９年，周总理在收到高亦吾的长子高肇甫信后立即回函邀请高肇甫进京，并将其安排在政务院（国务院）秘书处档案科工作。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３日下午，总理抽出时间接见了高肇甫，向他详细询问了高先生与自己离别后的一些情况，深情地追忆起与高亦吾先生在一起的一些往事，并且说：“忆昔受教于盘之先生，获益匪浅，迄今犹甚感念，记忆犹新。”
　　高肇甫后来响应中央机关人员下放充实基层的号召，于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到了淄博矿务局机关从事档案管理工作。１９６１年８月２１日，高肇甫夫妇及３个孩子回到了北京，并再次见到了周总理，并与周总理合影留念。合完影后，周总理仔细询问师母韩荣萱的身体状况，中午又陪高肇甫一家共进了午餐。一个多月后，高肇甫一家要返回山东前，周总理又让秘书搬来一个纸盒，里边是人参、燕窝、咖啡和白糖，并说：“这是我对师母的一点心意。”１０月２６日，高肇甫的妹妹肇申代其母给总理去信表示感谢。１２月１９日，高肇申又代母亲给总理寄去一封信，说韩荣萱准备年底进京探望周总理。１２月２９日，周总理亲笔给韩荣萱回了信，并随信寄来了一张放大后的高亦吾老师的照片。１９６２年，总理又给师母韩荣萱汇来一百块钱，让其治病、买补品。１９６３年韩荣萱病逝，周总理和邓颖超闻讯立即致函给高肇甫，表示哀悼：“惊悉师母病故……希节哀，努力工作，随信寄去１００元安葬补助。”